潘家华[1]

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格局中的地位不断凸显，国际上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意愿、行动与绩效存在疑虑、误解和曲解。中国低碳转型有着强烈的内在动因，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并不仅仅是为全球减排目的，还为了中国的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低碳转型：不是转与不转的问题，而是如何加速的问题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实现2°温升控制目标背景下，可持续增长必须是低碳的，低碳增长是积极增长，而高碳增长则很可能是负面的。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低碳增长，已经开始了绿色大转型的进程，而且呈加速态势。

首先，从战略上，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能源安全的需要、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客观要求。中国化石能源的资源禀赋特征是缺油少气富煤炭。中国目前汽车拥有率约为每千人50辆，不足美国的1/15，欧盟日本的1/10。但石油进口已占石油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数据[2]，中国石油探明储量，只够满足11.3年的需要。全球的石油储采比按目前速率也只有42年。墨西哥湾的深海采油的灾难可能使这一储采比缩短[3]。42年弹指一挥间，即使是中国可以不受限制采购国际市场上的石油，2050年没有石油了，中国庞大的交通体系仍要运转。中国天然气的储采比比石油高三倍，也只有32.3年，只有全球60.4年的一半。中国煤炭储量相对丰富，但储采比按目前速率只可采41年，只有全球储采比122年的1/3。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煤炭的净进口国[4]。即使中国从世界进口煤炭，也只能延续100年。当然，储采比是一个动态的数字，探明储量会有所增加，但地球的有限特性，表明探明储量不会无限增加。中国玉门油田的完全枯竭、辽宁抚顺煤炭的枯竭，表明枯竭的个案已经不止一个两个。中国13亿人口，庞大的经济规模，巨大的能源需求，中国不可能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况且中国煤炭开采，破坏了地下水系，引发地质灾害，事故频发，生命代价巨大。煤炭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重金属汞、粉尘和固体废弃物，引发巨大环境代价。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社会，客观上要求我们迅速而大规模转型，即使没有气候变化，低碳、零碳发展也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对中国来说，不是转型不转型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快转型的问题。

第二，中国向国际社会宣布的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水平降低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15％，以及森林碳汇目标，是中国低碳增长转型的行动目标。中国的上述目标难度大，刚性约束强。碳强度目标只针对化石能源燃烧的二氧化碳，没有包括其他温室气体。从十一五20％节能目标的实现情况看，今后难度会不断增大。但是，非常明确的是，中国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会纳入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分解到各省和主要行业部门，作为约束性指标加以落实。中国做事言必信、行必果。目前低碳城市、低碳社区、低碳企业、低碳消费已成为全社会的行动，中国低碳转型的声势，比发达国家还要浩大。中国风能、太阳能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多数发达国家。

第三，中国的低碳增长转型，需要国际协同努力。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仍将增长，对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形成挑战。可见，中国的低碳转型，仅有中国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全球共同努力。资金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重要，中国有资金，发达国家有更雄厚的资金，如果发达国家的资金不能立即转型零碳，即使发达国家慷慨解囊，也不能在中国立即实现零碳。技术合作似乎比资金更重要，技术可以指明减排的潜力和方向，但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在低碳消费方面的率先垂范，如果发达国家人均低碳排放高生活品质，发展中国家必然效仿，可能做得更好。

中国的低碳转型，时不我待，愈快愈好。中国做出了巨大努力来加速这一转型进程，倡导低碳消费，建设低碳城市，力争早日彻底抛弃化石能源，走向零碳社会。

转型进程：与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

中国碳强度减排是相对目标，即使中国碳强度下降45％，如果中国经济仍按10％的速度增长，中国在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还将增长60％，这与中国承诺的全球2°温升上限控制目标存在矛盾吗[5]？

低碳转型，必须与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中国在15年间（2006-2020），尤其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幅度高达40%-45％，目标高，难度大，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到[6]。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目前的工业化已处于中后期阶段，2009年钢铁产量达5.7亿吨，水泥16.5亿吨[7]，均占全球产量的50％左右，产能已近饱和甚至过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将趋缓，难以达到年增10％的水平。例如德国，作为一个成熟经济体，经济增长多稳定在2％左右，因为德国经济外延扩张空间有限，生活品质提高的幅度也有限，不可能像发展中经济体或大规模工业化阶段那样持续高速增长。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升的转型，制造业比重将不断下降，服务业比重会持续上升。因而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对能源需求的增长必将大幅下降。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温室气体排放会有所增加，但不可能以10％的速度增加。中国认同2°目标，也必然会努力与国际社会一起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认同《哥本哈根协议》中2°温升目标，但对于长远减排目标，例如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减半的目标，并不认同。这是为什么[8]？中国参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希望减得更多，但2050年减半的表述，缺乏科学、公平基础。第一，全球减排目标，应该由近及远，远近协同。但是，发达国家并没有明确2020年的中期目标，即使给出的目标，也难以确保2050年减半目标。没有2020年目标，而谈2050年目标，逻辑上不通。第二，2°目标与温室气体减半的关系尚具有科学不确定性，需要进一步研究明确。第三，是公平考虑。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各占50％[9]，如果发达国家在当前人均12.6吨水平上减排80％，2050年人均还有2.5吨二氧化碳，发展中国家从当前人均2.6吨水平上减20％，2050年人均水平只有2.1吨，显然不公平。如果不是等比例减排的“祖父原则”，而是人均历史累积排放的碳预算分配[10]，公平合理，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权益得到保障，发展中国家必然赞成2050年减半的总量控制水平。

转型悖论：高碳补贴低碳

中国的低碳转型，需要资金与技术。中国的转型只能通过发展来实现，而不是回到传统的农业社会来实现零碳。当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还需要大量的能源密集型资产的积累，如城市基础设施、房屋建筑等，在当前经济技术条件下，化石能源的市场竞争优势显然优于其他能源品种。如果立即抛弃化石能源而采用成本相对高昂的可再生能源，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必将严重滞后、拉长，人们的生活水平难以迅速达到与发达国家可比的质量水平。而且，发展可再生能源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投入，钱从何来？“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价格补贴，经费源于化石能源税。中国如果大力发展电动汽车[11]，显然也需要向大规模的常规汽车征税才能筹集资金。如果只有100万辆存量汽车，每车征收1000元，只有10亿人民币，补贴电动汽车研发与市场化，杯水车薪。如果有1亿辆汽车存量，每车征收仍为1000元，则可征收1000亿人民币，可以大力推进电动汽车的研发和市场化。因此，立即零碳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低碳进程存在一个悖论；高碳促低碳。但高碳必须有一个上限，低碳必须有一个目标，以加速低碳转型进程。

因国际金融危机，欧洲的光伏发电产业受到严峻挑战[12]。德国采用的方法是“交叉补贴”，即用价格相对低廉的高碳的煤电或“不环保”的核电来补贴成本相对高昂的风电和光伏发电。如果支持的幅度过高、规模过大，就有可能难以为继。例如德国，目前陆上风电上网电价9欧分，海上风电上网电价14欧分，需要相对低价的煤电和核电的交叉补贴，不然难以维继，太阳光伏上网电价目前为每度电40欧分，可能降到35欧分，而且协议一签就是20年，电力公司只能转嫁给消费者，目前已经产生了许多问题。1990年代初，中国建设三峡水电基地，财政没有钱，市场筹资困难。只能采用交差补贴融资的方式，向全国电力消费者征收每千瓦时3厘钱的“三峡建设基金”，专款支持三峡建设。根据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中国政府对风能太阳能也有补贴。例如太阳光伏发电，每瓦补贴20元，每千瓦补2万元。但是，相对于每千瓦火电装机成本6000元，补贴水平不可谓不高。中国政府规定的光伏上网电价，达到火电的5倍甚至更高。但是，更大幅度、更大规模的补贴，还有一个财政承受能力问题。

关于核电，发达国家的争议较多。美国参议院2010年6月提交讨论的《美国电力法案》，明确要求重新启动核电审批与建设程序，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13]。德国绿党坚持认为必须加速淘汰核电，不允许再发展。但是，德国能源和经济界人士似乎并不完全认同。即使是风电可以替代核电，还有一个输变电问题。德国大规模风电只能在北部的海上，成本高且不说，关键是要将电输送到德国南部用电负荷中心。中国长距离输电的经验表明输变电很简单：例如中国的三峡水电可直流输送1000多公里到上海、广州。但德国的情况似不同：居民反对建输变电线路，没有老百姓的许可远距离输电根本不可能。

“低碳转型悖论”具有普遍意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核电的地位，在发达国家也存在较大的争议，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在减排目标的数字上趋于保守而且掺水的原因所在。对于资金和技术相对匮乏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高碳促低碳”的压力更大。这也就意味着，为了加速低碳转型，中国可能不得不先要经历一个高碳发展的阶段。

结论与建议

中国的低碳转型，势在必行。我们需要有一个国际理解与协同的国际环境，积极正面宣传中国节能减排的努力与绩效，消除发达国家普通群众对中国的误解。我们不仅是要把握话语权的问题，而是要引领话语权。西方主流媒体的引领，往往是误导和歪曲。

对可再生能源利用，需要与国际合作、协力，减少风险，加快步伐。发达国家转型历史经验多，基础扎实，完全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框架下，寻求可再生能源商业化加速发展的途径。但是，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即要积极，又要稳妥，宜大力投入研发，但不宜大规模补贴开发利用。尤其是不宜用纳税人的钱补贴个人消费，包括太阳光伏发电补贴。“交叉补贴”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均是可取的，只是要注意交叉补贴的“度”的问题。对核电的原料、安全和环境问题进行进一步评估，减少风险。

节能减碳，需要从可持续战略高度，全面打造和提升碳竞争力。但是对于国际气候协定，需积极参与，但不宜有过高预期。“转型悖论”是一个客观存在，中国的发展阶段表明这一压力更大。因而，对于国际减排，必须态度积极，但承诺需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