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周晓沛大使撰写了《新中国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一文，以生动的笔触、鲜活的语言，讲述了数位杰出外交官的外交亲历，充分体现出外交官忠实爱国、无私奉献的崇高价值追求。经周大使同意，特将此文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1964年周总理、陈老总会见部分驻外使节及夫人
人总是有追求，有梦想的。我们外交人员的追求和梦想，就是忠诚爱国，不辱使命，甘于奉献，想方设法去做那些看似难以做到的事，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外交官职业的独特价值和魅力之所在。
“我在战场上掉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修正主义屈膝？！”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从傲视蛮夷到“跪着办外交”，卑躬屈膝，受尽列強欺凌，甚至丧权辱国，正所谓“弱国无外交”。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所束缚，对外关系和外交队伍都要“另起炉灶”。
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长，要求外交人员成为“文装解放军”，有铁一样的严格纪律。为了“另起炉灶”，重建外交队伍，中央决定从党内和军队紧急抽调一批得力的领导骨干。
中共领导人王稼祥、张闻天等先后被派驻苏联大使，姬鹏飞、耿飚、黄镇、韩念龙、王幼平等10余名高级军事将领则出任新中国的首批驻外使节，被誉为“将军大使”。而另一位将军伍修权，被任命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第一任司长，并于1950年被总理点将以“大使衔特派代表”身份，首次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大义凛然地控诉其侵略台湾罪行，震动了整个会场和西方世界，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既艰巨又光荣的任务”。伍修权在联合国的表现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赞扬。不久，他被晋升为外交部副部长。
“将军大使”出身行伍，并不熟悉外交，包括怎样用刀叉吃西餐都是总理亲自教的，但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把把利剑，为打开外交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由于不懂洋文，早期派出的绝大部分大使对外交往离不开翻译这个“拐棍”，也吃了不少苦头。据说，有些大使对出席外事活动颇感紧张，尤其在那些关系微妙的国家。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根据当时的特定情况，国内指示：若对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我使节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否则就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如只是进行影射并未点名攻击而贸然退场，政治上也不妥当。而不懂外语的使节，更是紧绷神经，主要得靠身边的翻译帮助判断决定。有一次，还发生过所谓“鞠躬”事件。我驻苏联大使刘新权应邀出席苏方举办的一次大型集会，得知对方反华后，当众昂首退场。他起身时还有意站了两三秒钟，好让苏联老百姓和外交使团看清我们反修的坚决态度。而一位西方记者报道中，却无中生有地说中国大使离席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了。一下子闹得沸沸扬扬，国内还专门来电询问有无此事。刘大使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忍不住慷慨激昂地表示：“我在战场上掉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修正主义屈膝？！”他让翻译立即复电报告事情真相。难怪有的老大使常说，在国外工作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将军大使”不仅工作兢兢业业，而且处处以身作则，廉洁朴素，平易近人，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使馆，成了我们的治馆之宝。在“将军大使”中，我仅有幸与原驻苏联大使王幼平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有一次，王大使在使馆研究室讲话中说，他不懂俄语，中文水平也不高，主要得靠我们这些“秀才”。但调研报告的情况一定要准确，看法一定要符合实际。只要有这两条，他就敢向国内报。还有一次，我们就餐后离开食堂，见王大使急匆匆往回走，说忘记了关灯。大家都争着要回去，却硬被拦住，称这样的小事得他自己去干。就是这些严于律已的点滴小事，给人以强烈的心灵感染。王大使回国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参加苏欧司一个党小组，每月都亲自把党费交到支部组织委员手中。几乎每次开会他都准时出席，并与大家一起交流谈心。在一次小组会上坦称，其亲家当了党的总书记，他不宜继续在外交部任职。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主动避嫌请辞了。
1950年王幼平大使向罗马尼亚领导人递交国书（左图）；1979年王大使在驻苏联使馆会见并招待外宾（右图）
“既想见总理，又怕见总理”
每次见面时，总理总是不耻下问，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既是了解情况，又是对你进行考试。有的“考”得实在太差的，总理从不讲情面，要给予“狠狠的批评”
周总理是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我们的老一代外交官都是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严格要求、精心培养和言传身教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令人敬佩，对总理也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有意思的是，听老同志说，外交部的老大使、老司长们都视总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既想见总理，又怕见总理。因为每次见面时，总理总是不耻下问，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既是了解情况，又是对你进行考试。有的“考”得实在太差的，总理从不讲情面，要给予“狠狠的批评”。鉴此，他们会见前总要进行反复认真的“备课”，但总理掌握情况之细、思考问题之深是无人能及的，大家从每次谈话中都能学到许多东西。当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后，总理立即把部里三级领导找去，一个司、一个司地询问，他们主管地区中哪些国家投了赞成票，几乎无一答对答全，都被总理一一纠正补充。
周总理率先垂范，一再强调外事无小事，授权有限，外交人员必须做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进外交部的第一天，各级领导都引用总理的这四句话对我进行入门教育。这是外交部的立身之本，也是传家之宝，是新中国外交官的崇高价值追求。现在宣示的外交人员核心价值观“忠诚、使命、奉献”，也是和周总理倡导的十六字方针一脉相承的。
我退休后，应邀回部或到外交学院和其他大学讲课时，挂在嘴边的还是周总理留下的传家宝。当然，我是联系近40年外交生涯中的亲历、亲闻，口述一个个经典案例和花絮故事。有一次，我在外交部大楼的走廊里遇见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说认识我，前年在对外经贸大学听了我的讲座后才决定报考外交部。对此感到很欣慰，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某种回报吧。
“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个好战分子，是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当毛主席在中南海听了答记者问的录音后，高兴地称赞道：“讲得好！陈老总这个外交部长是个真正的外交部长。”
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不能不提及一位功勋卓著的“元帅外长”，他就是接替周总理兼任外长14年的陈毅副总理。我们外交部的老人至今仍亲切地称呼他“陈老总”，其特有的精神风范和浩然正气也使年轻一代外交官心向往之。
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在1965年那次堪称震惊世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连珠炮般的问题，陈老总镇定自若，即兴发挥，妙语如珠。对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他橫眉怒吼：“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帝国主义打进中国，但我儿子会看到。他们会坚决打下去的！” “请记者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个好战分子，是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销！”陈老总在“一切都报”后面特地加了一个“销”字，寓意非同一般。当毛主席在中南海听了答记者问的录音后，高兴地称赞道：“讲得好！陈老总这个外交部长是个真正的外交部长。”
1969年，在“文革”中已“靠边站”的陈老总受毛主席、周总理的委托，主持召开“四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国际形势座谈会”，以超凡的战略眼光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做出了“不合常规”的战略判断：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不大，并进一步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苏美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的重大政策建议。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作为外交官，首先必须忠于祖国，而且是绝对的忠诚。在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外交都是崇高、神圣的职业。之所以崇高，是因为外交官承担着独特而重要的使命，对外代表国家和政府履行职责；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外交官必须以自己的一言一行，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不辱使命”的传统。苏武被困匈奴19年，持节牧羊北海边，依然牢记使命，严守对祖国的忠诚；林则徐在外敌入侵的紧急关头受命，发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悲壮豪情；而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掷地有声地痛斥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并断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
身为新中国的外交官，最重要的就是恪守职责，甘于奉献。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站稳立场，威武不屈，顶得住形形色色“糖衣炮弹”的诱惑，经得起严重传染性疾病、战乱、恐怖主义威胁等各种险恶环境的考验。
1999年，当美国战机疯狂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时，从大使到每位馆员，都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首先想到的是外交官的使命和职责，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使馆大楼中弹后，在炮火和浓烟中，他们奋力抢救和保护重要的外交文件资料及国家财物，同时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将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并坚持在战乱中工作、生活，经受住了铁与血的考验。在这场劫难中，大使馆共有3人牺牲，20多人受伤。潘占林大使回忆说，一颗重达950公斤的精确制导穿透炸弹击中大使官邸，若非技术故障未爆（据专家称概率小于千分之一），牺牲者的名单上还会再添上自己的名字。
2003年，战后的伊拉克满目疮痍，暴力事件、恐怖袭击接连不断。已经退休的原驻伊拉克大使孙必干临危受命，出任复馆小组组长。使馆人员几乎每天在枪炮声中入眠，又在爆炸声中惊醒。至于出门参加外事活动，则更是险象环生。有一次，孙大使在武警护送下遭遇枪战，现场距大使只有30来米；另一次，巴格达新兵征募站发生自杀式爆炸，与孙大使路过只差几分钟；最危险的一次，孙大使去当局管委会办事，刚过大楼检查站就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离出事现场不足百米。年过花甲的孙大使每每处险不惊，成功地完成了复馆使命，也因此获得优秀外交官称号和“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殊荣。
吴钟华在南太平洋岛国一人升国旗（左图）；孙必干大使在伊拉克 战乱中履行使命（右图）
在驻外使馆工作中，非洲的条件最为艰苦。曾遭受500年之久殖民统治的非洲，除了炎热、贫穷和战乱外，还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由于生活环境恶劣，工作强度大，得疟疾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在中非工作3年时间内，崔永乾大使患了近10次疟疾，最厉害的时候连续两个月全身不停地“打摆子”，也因此得了“单打冠军”的雅号。后来，他夫人也在一个月内连续打了两次摆子，夫妻俩被戏评为“混合双打冠军”。在经历了数十载的苦与乐之后，崔大使笑称自己是一条“黑道”走到底的人，并感慨道：“没去非洲怕非洲，去了非洲爱非洲，离开非洲想非洲”。
说到我驻非洲外交官，有一位非常值得讴歌的优秀代表，他是现年80多高龄的一等秘书汪勤梅。1956年，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周总理号召广大青年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讲话后，即刻立志献身对非外交。他在非洲勤勉工作了近20年，足迹遍及30多个国家，曾长年罹患热带病，并为抢救一名刚果妇女的生命献血。离休后，尽管身患癌症，仍然坚持对非研究，撰写了上百万字的有关非洲专著，并用自己省下的钱成立了中国第一项以个人名义开设的对非研究奖学金。汪勤梅同志无怨、无悔、无私利，把毕生的心血与理想都倾注于祖国的外交事业。
我们外交部的许多同事，乃至国内不少人都听说过“一人升国旗”的故事。1990年，吴钟华同志奉命独自一人前往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建立大使馆。在这个最原始的小岛上，仅有一条简易公路，没有报纸、广播，更不用说电视了，相伴的只是太平洋的惊涛骇浪。没人跟他说中国话，只得每天与镜子中的自己对话。大使馆是一间没有院墙的草顶平房。他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在使馆门前竖起了旗杆，每天早晨就他一个人庄严地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他淡泊名利，守得住清苦，耐得住寂寞，书写了我们外交人员忠于祖国的感人一页。
入外交部前，我也只是从报纸和电影上看到，外交官西装革履，
经常会见外国政要，出入国宴等高雅场所，非常风光。参加外交工作之后，才知道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外单位的人不无羡慕地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叫“进了外交部，出国如散步”。意思是说，外交部的人想出国很容易。可是，出国常驻的滋味远没有散步那么闲适、潇洒。试想，如果你孑身一人，远离亲人，长年累月地呆在异国他乡，不分昼夜地满负荷工作，生活又单调枯燥，回国后连儿女都认不出你这个爸爸了，更不要说亲情教育了。对如此这般的“散步”，你会有何感想？我们那个时候，信使每隔一两个月去一次使馆，真是“家书抵万金”！有些同志的父母去世了，只能从迟到的来信中惊悉，只得在内心沉痛追念哀悼。许多外交官都感叹道：“欠孩子，欠妻子，欠父母的太多太多！”我女儿在回忆起童年时，曾提到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有时感到很“孤独”。这是无法弥补的精神缺失。现在，虽然允许带夫人和孩子出国了，但不少使馆还是“和尚庙”，夫人未能随任。原因很多，其中孩子上学及配偶离开本单位就面临“下岗”的问题最为突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事业是一种默默的无私奉献，其中饱含着个人和家庭的牺牲。而这种奉献精神，则来源于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一概不要”
作为外交官，必须加强学习。这是时代的要求，实际工作的需要，也是提高综合素质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要具备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善于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对外方针政策，做好新时期的内部管理工作，这一切都离不开不断学习、充电，扩大知识面，提升思想境界。
《论语》中讲“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一般只提前半句，而对后半句却重视不够。我在部里上过两次党校，一次是学习《资本论》节选，一次是学习邓小平理论。有机会这样静下心来闭门读些原著，思考探讨一些深层次问题，至今感到受益匪浅。除了政治和理论武装这一必修课外，还应加强经济、金融、法律等基础知识及外文的学习。每当参加外交使团活动时，我都受到两种刺激：一是英文没过关，不能进行深入交流，非常尴尬；二是知识面窄，缺乏幽默感，人家谈天说地，自己有时想侃也侃不太起来。我认为，学小语种的，必须同时掌握英语；学习大通用语种的，还应学点驻在国语言，至少会寒暄客套话。我在乌克兰工作时，当时的美国驻乌大使不仅学习俄语，还钻研乌克兰语。他对我解释说，这样容易交朋友。我赴波兰时，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专门花了半年业余O兰时，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专门花了半年“，措施得力，利益时间攻读波兰语。其实，波兰人多数都懂俄语，但不愿讲。当你讲了几句波兰语后，尽管很蹩脚，却拉近了距离，对方也就不再介意讲俄语了。
外交官不仅要学识渊博，而且需有急智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敏感难题。而这种外交才能在书本中是难以学到的，必须在长年的外交实践中反复体会领悟。
1999年，时任驻美大使李肇星应邀到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演讲，听众约1400人，美各主要电视台现场直播。60分钟的英语演讲后，各种刁钻问题接踵而至。一名记者问：“我们也希望台湾海峡问题得以和平方式解决，但大陆方面在台对面部署了数百枚导弹，请大使先生对此做评论。”李大使从容地说：“关于台湾问题，刚才已说过，不再重复。”然后，他反问记者：“关于所谓部署导弹问题，你能保守秘密吗？”（原话是：Can you keep the secret?）全场一片哗然。这位记者似乎不敢相信中国大使愿意回答如此尖锐问题，追问了一句：“什么？我能够保密吗？”（What? Can I keep the secret?）李大使重复道：“是的，你能保密吗？”这位记者大惊，沉默片刻后高声回答：“我当然能保密！”（Of course, I can keep the secret.）全场反应活跃。李大使微微一笑，诙谐地说道：“先生，我也能保密。”（Sir, so can I.）会场上爆发出一阵掌声。
有一次，李大使在美国俄亥俄州演讲时，有位老太太提出这样一个挑衅性问题：“你们为什么要侵略西藏？”因为这是一位普通老百姓，他听后放平口气问道：“大娘，请问您是什么地方人？”老太太答：“德克萨斯人。”李大使脱口而说：“德克萨斯1848年加入美国，而此前600年，即13世纪中叶，西藏就已经纳入中国的版图了。如果把美国或中国比喻为一个‘躯体’，德克萨斯或西藏就好比身上一个‘胳膊’。大娘，您瞧，能说您的躯体‘侵略’了您的胳膊吗？”老太太一听就乐了，全场笑声四起。演讲一结束，这位老太太兴奋地走到中国大使跟前，给他回敬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还有一次，当被问及美国情报部门在中国订购的一架波音专机上安装尖端窃听器时，李外长坦然回答说：“我不了解你刚才所说的消息。初步看法是，中国在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一点成绩，但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然后他话锋一转，申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坚持公平原则：“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一概不要。”这种既反映官方立场，又透着艺术和智慧的回答，激起了听众的自发掌声。一位美国知名教授建议，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学院应将这些精彩回答编入教材。
“重要的不是驻在国领导人说了什么，而是为什么这样说”
王殊同毛主席握手时，由于过度激动，一下子就哭了起来。主席亲自递给他一支小雪茄烟说：“不要哭了，请你抽支烟吧！”他没敢抽，把烟放在小茶几上，想带回去作纪念，却被当时陪见的乔冠华同志拿走抽了
作为外交官，必须擅长调查研究。调研是办案的基础，是重大
决策的前提。陈老总强调，“搞外交同打仗一样，要搞好调查研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外交调研是一门特殊的学问，既要善于见微知著，又不能听风就是雨。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客观提出看法，准确分析和预测发展趋势，并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具体对策建议。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和联邦德国尚未建交，王殊同志以记者身份在波恩工作。经过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发现中美“乒乓外交”之后，西德和欧洲局势发生着很大变化，并向国内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苏联战略没有改变，仍然是向西与美国争夺欧洲，不可能向东进攻中国，而且可能是声东击西麻痹西方。这一看法受到毛主席的重视，主席还专门在中南海书房接见王殊同志，与其纵论天下大事，并夸他可以当大使。周总理也表扬他调查研究做得不错，把西德的情况“摸深摸透了”。1972年，王殊同志正式调到外交部工作，并于1974年出任驻联邦德国大使。
王殊同志后来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离休后担任外交笔会会长。王老在回忆起那次长达三个小时的难忘会见时，还讲了一根雪茄烟的趣事。他同毛主席握手时，由于过度激动，一下子就哭了起来。主席亲自递给他一支小雪茄烟说：“不要哭了，请你抽支烟吧！”他没敢抽，把烟放在小茶几上，想带回去作纪念，却被当时陪见的乔冠华同志拿走抽了。他感叹道：“这真是终身遗憾呀！”
1975年毛主席接见王殊大使；1972年王殊与西德代表谈判草签中德建交公报
调研干部不仅要会起草一般的情况汇报或会谈简报，而且能撰写重要的综合分析性调研报告。著名的外交战略家基辛格任美国国务卿时，曾下令美各驻外机构报回的材料必须要有分析、看法和建议，不能原封不动地只罗列一些信息。指出，重要的不是驻在国领导人说了什么，而是为什么这样说。基辛格一语道破了调研的真谛。
一篇好的调研成品，重要的是求真务实，切忌唯上跟风，杜绝空话套话。而且，要观点明确，论据充分，文字精当，出手快捷，方能先声夺人。好文章朗朗上口，如行云流水；而差文章了无新意，读起来十分苦涩。正如毛主席有一次批评上呈文件，称“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口血”。
老外交家乔冠华曾教导刚入部的年轻同志说，一篇好文章就如同一杯“香喷喷的牛奶”，不是淡而无味的白开水；一篇文章要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不是言未尽而意已穷”。在俄罗斯使馆时，王荩卿大使常对我们说，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时，为了一句总结性的画龙点睛之笔，不知要死掉多少脑细胞。王大使对苏联解体作了这样一个比喻：“就像突然散了架的一筐螃蟹，横七竖八，各奔东西。”七加八刚好等于原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而东、西方则预示新独立国家的不同政治取向。这个说法既生动、又准确，让人过目难忘。
上世纪80年代中，我在苏联处主管调研。记得有一次写《新情况》时七易其稿，每次都因不合要求被司领导退回，心里都发怵了，但仍要不厌其烦，这也是外交调研的艰辛之处。有的青年同志怕别人改自己的稿子，其实好文章都是反复琢磨修改出来的。而且，要认真阅读比较各级领导改过的稿子，潜心体会为什么要改、为什么这样改的道理，从中能够学到许多鲜活的知识。只有勤练多写，并善于学习，才能提高快、进步大。
“如果外交官说‘不’，那他就不是外交官”
作为外交官，必须会应对各种外交场合，包括与媒体打交道。尤其在当今年代，不能机械地照本宣科，而应学会讲一些外界听得懂、听得进的话，顺乎自然地传递祖国灿烂历史和厚重的传统文明，展示我国改革开放、飞速发展进步的现代形象，理直气壮地宣示中国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增强对国际社会和舆论的影响力。
外交官可以说“无可奉告”，但不得轻出此言，更要慎讲“不知道”。记得一位外国资深外交家说过：如果外交官说“不”，那他就不是外交官。这句话本身就有很深的学问。即使一时不清楚、做不到的事，也要善于打“太极拳”，留有回旋余地。苏联立国之初，一些从未接触过外交的同志出任大使前有些犯难，求教列宁怎么搞外交？列宁回答说：“这好办，在外交场合，你就不停地说呀说呀，到头来连一句有用的话也没说”。列宁这句名言，真乃巧于周旋的外交之道。
除了应对各种不同场合，外交官要能办大案、要案、急案，办得规范漂亮，既符合政策，又有所创新。外交案子不同于一般办案，政策性强，必须具有深厚的功底和经验。不仅要搞清来龙去脉，而且要快速反应，做出准确判断，有时还需善于变通妥协。例如，处理1992年各方关注的莫斯科“炮打白宫”事件，我外交部发言人的先后四次对外表态就比较经典。
第一次，当叶利钦总统违背宪法下令解散俄罗斯议会时，中方表示，我们注意到俄局势的新发展。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作为邻国，我们希望俄国内局势稳定，避免发生冲突，和平解决危机；第二次，当议会宣布罢免叶利钦总统职务、任命代总统时，外国记者询问中方承认哪个总统？我们表示，目前中俄两国关系正常。不久前，叶利钦总统向中国领导人发来了国庆贺电(实际上，当时俄“代总统”也发来了贺电，而我只点出前者，其含意自明)；第三次，当议会支持者挑起暴力事件时，我们表示，莫斯科发生流血冲突，我们对此深表关切。作为俄的友好邻邦，我们希望停止冲突，妥善解决问题，以利于俄的稳定、统一和经济发展；第四次，当叶利钦动用军队摧垮议会时，我们表示，俄局势的变化是其内部事务。我们将继续在中俄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
这些表态口径既表明我们一贯的原则立场，又有一定倾向性，
可进可退，预留空间；不仅未引起冲突中任何一派对我的不满，而且得到俄当局好评，增进信任感，保证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积极势头。
有一次，某国总统应邀访华。在准备访问过程中，对方想在人权问题上搞“突破”，坚持要写入公报。作为主管司长，当时我思想上有压力，担心在这一敏感问题上表现“软”了。在双方斗了五六个回合后，该国总统亲自找我大使说，他是左翼总统，坚持对华友好，但政府、议会都由右派控制，希望能考虑这一处境。经请示部领导同意，我们对人权问题的某些措词作了妥善处理，同对方达成一致。访问结束后，该国舆论界仍指责总统让步太多，他自己出来澄清说：“联合公报本来就是妥协的产物，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连美国对中国都不能这样做，更何况我们？”
很显然，这是坚持原则的结果。但若不掌握好火候，适时转圜，就可能远离了该国的现实，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体会，对外交涉斗争，应尽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该硬则硬，但斗而不破；该软则软，须守住底线。只有以两手对两手，刚柔相济，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
再举一个应对突发事件的案例。2008年，泰国政局急剧动荡，曼谷国际机场被反政府组织占领，滞留该国的3000多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面对突发形势，我驻泰国大使馆反应迅速，准确研判局势，及时提出对策，建议派飞机接回陷于困境的同胞。国内对使馆的意见非常重视，当即釆取紧急措施，调动12架飞机接回包括香港居民在内的中国公民3400人。这是我国政府第一次专门派飞机大规模接回滞留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对这一“以人为本”的外交举措，国内外媒体都予以积极报道和评价。这也为2011年我国政府动用海陆空各种渠道，紧急从利比亚撤离3万多中国公民积累了宝贵经验。
“交朋友也是外交艺术”
作为外交官，必须善于交友。外交，顾名思义就是要进行对外交往。使馆第一线的外交官，其优势之一在于掌握第一手材料，也就是所谓的“活情况”。广交朋友，包括“三教九流”，更需深交朋友，交那些在关键时候能说得上话、能提供可靠信息的顶用朋友。
记得周总理说过，“要得到人家尊重，首先要尊重人家”。我们是大国，更应谦虚谨慎，不卑不亢，以诚相待。使馆外交官，主要同驻在国官方打交道，在官场中也要学会公关，尤其与主管官员务必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高级外交官还应具备很强的人格魅力，要让那些敌视中国的人逐渐转变态度，让那些怀疑中国的人为你所折服。应根据驻在国的现实特点，与左、中、右各派都保持正常的交往，以确保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在俄罗斯工作时，我经常请对方外交部主管局领导和科员到使馆洗桑拿浴、喝啤酒。轻松之余往往能敞开心扉，一些在正式场合不好说的话或不易处理的问题，可通过这种方式加以沟通解决，被称为“桑拿外交”。在乌克兰，正逢其国内总统选举时刻，我送给竞选连任的现总统一个“双龙壶”瓷瓶。他问，为什么是两条龙？我说，龙是权力的象征，一条代表一任的意思。他会心地笑了。总统连任后几次见到我都说，是中国的两条龙“保佑”了他。在波兰，重点结识掌权的右派政要。波兰某些政客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竟以人权问题为由拒见“中共大使”，甚至认为某个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是“大逆不道”。对此，我有时感到很憋屈，真想大骂一通，但此地国情不同，不能与其一般见识。锲而不舍地做工作后，有的未再公开反华，有的成了朋友，有的还敢于站出来为中国说话。在哈萨克斯坦，我侧重交当权派朋友，有了感情基础后可直接给总统府或有关部长打电话，争取随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同时，也注意与其他党派以礼相待，化阻力为助力，共同维护两国人民长期睦邻友好的大局。
在结交朋友方面，许多老大使都有值得学习的丰富经验。原驻法国大使蔡方柏在40年的外交生涯中，以不同身份同法国从戴高乐到萨科齐6位总统进行过“零距离”的接触，为中法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见证了两国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而且受到过法国最高领导人少有的礼遇，成为“巴黎唯一能同总统直接通电话的大使”。法国总统希拉克还打破惯例，到中国驻法使馆与大使一起过春节，逗留时间长达四个半小时。第二天，总统派人送来了一个大花篮和一封亲笔信。信中写到：“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们这次和谐的晚会是如此令人愉快，以至我们感觉不到时光在流逝，在表达我感激之情的同时，请接受我诚挚的友谊。”1998年蔡大使离任时，法国总统亲自授予大将军级荣誉军团勋章。
徐贻聪大使与“老卡”亲切交谈（左图）；徐大使夫妇与“老卡”三兄弟一起合影（右图）
原驻古巴大徐贻聪，不仅成了该国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兄弟的“中国知已”，而且充当他们了解中国的一个桥梁。徐大使和“老卡”（这是他对总司令菲德尔 .卡斯特罗的爱称），初次见面就从头一天晚上10点一直谈到次日凌晨4点，话题从井冈山、长征、延安到中国改革开放。此后差不多每隔两个月就要见面深谈一次，每次谈话最短4个小时，最长超过8个小时。两人同一个属相--虎，但卡斯特罗主席比徐大使大一轮，因此“老卡”开玩笑说，他们是“两个不同时代的老虎”，却结下了不解之缘。徐大使离任回国后，还时常收到“总司令的问候”。
在深交上层朋友的同时，徐大使还注重民间友好外交。在古巴经济困难时刻，他特意将从北京带去的黄瓜种子送给“老卡”的胞弟劳尔 .卡斯特罗的部下试种，在首都成功后又传播到外地，从此古巴广泛种植细长的中国黄瓜。古巴农业部长专门向徐大使授予政府颁发的“徐贻聪黄瓜”证书，并称中国黄瓜普及到古巴各个省，不仅对农业，而且对其旅游业也起到了特殊作用。
“细节决定外交成败”
作为外交官，必须特别严谨细致。外交无小事，事无巨细，都应认真精心，准确无误，容不得半点儿马虎。这也是外交工作特殊属性所决定的。
有一位秘书，把一场外交活动的时间记错了，我们的领导人去机场送外宾时，人家早已飞离回国了，他也因此受到纪律处分。有一位同志因粗心大意，在援外款项上多画了一个“零”，有人则曾把人民币误写成了美元，幸亏被领导及时发现，否则会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
在政治文件和外交谈判中，有时因一个词翻译不准或欠妥，就可能闹出政治问题。在中苏两党来往信函中，有一次我方将“请求”译成“要求”，苏方当即复信指责中方居然“要求”他们，并责问道：这是根据什么权利？难道有谁会认真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要求”吗？鉴此，中共中央专门致函更正，解释说，在中文里二者意思相近，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严重，那就攺为“请求”吧！在中苏边界谈判中，双方唇枪舌剑，气氛紧张，苏方在发言中将希望中方“理智能占上风”中的“理智”译成“健康思想”。这可惹祸了，因为据说苏共曾把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我方当即提出抗议，斥之为“痴心妄想”，为此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令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是，刚参加工作不久，领导让我抄写一份上呈文件，因字迹潦草，也未核对，曾受到严厉批评。开始还不理解，当看了周总理阅退回的文件，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道道和记号，包括打错了的标点都改了过来，我如醍醐灌顶，这才口服心服，老老实实地一笔一划重新认真誊写。这是我入部后第一次因工作态度问题而挨批，从此牢记这个教训，并经常对青年现身说法，強调严师才能出高徒。
据我观察，一些年轻同志有时比较粗心，电脑打得很快，但不爱认真校核，经常丢三落四，甚至错别字连篇。据翻译室的老同志讲，他们出手的最后稿子都必须经过“三合一”的程序，即由3个人一起核对中外文。而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连“一合一”也没有。这种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必须改过来，否则迟早会酿成大错。
“大外交应有战略思维”
从事外交工作，无论调研办案，还是谏言献策，都要有世界眼光、国情意识和国内发展的大局
作为高级外交官，还应有战略思维。一般认为，只有政治家才具备战略思维，高瞻远瞩，洞察入微，并未雨绸缪。
毛泽东主席早在1967年阅读尼克松发表的一篇题为《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的文章时，就觉察到他上台后有可能改变政策的信号，于是做出准备改善中美关系的重大决策；1971年，当从《参考资料》上得知中国乒乓球队员主动与美国队员接触时，毛主席说，“这个庄则栋，不仅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随后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结果“小球转动了大球”，打开了中美彼此紧闭20多年的大门。
1989年中苏之间举行高级会晤，邓小平同志注意到外界的轰动反应，专门指示在接待礼仪上要适度，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响；1997年叶利钦总统访华前夕，江泽民主席根据当时的形势，指示外交部礼宾安排上要“隆重、热情”，见面时按俄罗斯习俗与叶利钦拥抱，结果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这里讲的是具体礼仪问题，但其背后体现的却是战略考量。外交官虽非战略制定者，但心中要时时装有全局和大局观念，才能做好每件具体工作。
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外交工作越来越呈现全方位、多领域的特征，经济外交、能源外交、人文外交、公共外交等极大地丰富了外交的内涵。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从事外交的同志要有战略思维，要把握时代特点，努力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是党中央在新时期对我们外交人员提出的新要求。
什么叫战略思维？我理解，是指从事外交工作，无论调研办案，还是谏言献策，都要有世界眼光、国情意识和国内发展的大局。当今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世界越变越小，互动越来越密切，对外工作难度也越来越大。要学会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观察形势和思考问题，既知其外，也知其内；既知其过去，也知其未来；不仅谋一域，还要谋全局，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为此，我们外交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力求成为多面手，练就敏锐观察国际风云的火眼金睛，准确研判世界变迁的睿智头脑，经得起雨骤风暴考验的铮铮铁骨。这个要求很高，做起来很难，但只要勤学善思，倾情奉献，并加强培训，在绚烂多彩的外交实践中是可以逐步体验把握的。
古人云，“十年磨一剑”。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高级外交官，恐怕至少要有十年、乃至几十年的磨砺，实际上是终身磨一剑。作为已退下的老外交官，殷切地期待我们的年轻人，在秉承老一辈外交家光荣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积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功立业！（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