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中苏美三角关系互动

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周晓沛大使在巴勒莫中欧关系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2年7月1日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友好结盟，而中美两国相互为敌。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及国内因素作用，中苏之间意识形态分歧加剧，两国关系逐渐变冷。以1969年珍宝岛事件为标志，中苏双方从意识形态“冷战”发展为武装冲突“热战”，乃至互为“主要敌人”。在中苏对抗升级的背景下，中美两大敌国之间却孕育着微妙的互动接近。

纵观冷战时期，中苏、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戏剧性演变，并对整个世界局势，包括中欧关系带来了深刻影响。

一、中苏美三角关系的微妙互动效应

60年代，苏美军备竞赛激烈，东西方关系对峙紧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尖锐。在这种特定情势下，中苏、苏美、美中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又相互借助，甚至联手遏制、对付第三方。

据《基辛格回忆录》透露，当时尼克松认为，中苏边境流血冲突是打开中国大门的“机会”。就在中国担忧苏联进行“先发制人袭击”之际，美国向中国发出信号，表示有兴趣“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而中方内部也研判，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应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以应对来自北方的主要威胁。

1969年9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紧急会晤，达成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谅解，两国间剑拔弩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耐人寻味的是，中苏之间一宣布举行边界谈判，美方也急欲与中国恢复业已中断的两国大使级谈判。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1970年中美两国在华沙重开谈判。会谈中，美方正式声明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并准备派代表前往北京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对此，中方表示欢迎。美中双方不约而同地提出举行“更高级别会谈”的问题。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会见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主席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此访不仅轰动整个世界，而且改变了那时的国际力量对比。1973年，毛泽东提出“一条线”战略，即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北极熊”。

从东西方两大陈营对抗、中苏结盟联合反美，到中苏分裂、中美和解，以至中美化敌为友、联手对付苏联霸权主义，整个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转折。其中，既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原因，更有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权衡。

二、冷战时期东西欧国家的被动抉择

勿庸置疑，中国和欧洲各国之间有着传统的友谊，双方不存在根本的战略利害冲突。然而，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直接影响到西欧国家的对华态度，阻碍了双方的建交进程；而中美关系的缓和调整也间接带动了中西欧关系的加速改善和正常化。

至于广大中东欧国家，则更深受中苏关系波折的牵累。在原社会主义阵营中并非铁板一块，有些国家紧跟苏联反华，被我称为追随“苏修”的“小修”；部分虽有保留，但地缘政治现实决定其必须与苏共“对表”一致；少数国家与中国站在一起反对修正主义，成为我“最亲密的战友”；而个别国家则居中调停，希望中苏两党停止论战，重归于好。

60年代中期，随着双方论战、敌对升温，中共同苏共及东欧一些“兄弟党”的党际关系完全破裂。中国不再参加社会主义阵营任何级别的会议，我们驻外使节也不再出席驻在国带有集团性质的任何活动。除贸易外，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均中断，这对双方都造成不利的严重后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外交上奉行“反对两霸”、“反帝必反修”以及“区别对待”的政策，即所谓“以苏划线”，以意识形态异同论亲疏。这在客观上也使某些国家不得不“选边站队”，从而给双边关系蒙上了阴影。而东欧自身既是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的受害者，又不得不听从苏共的“指挥棒”。

值得重视的是，1964年1月，毛泽东主席曾明确指出：“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这儿的“豺狼”是指苏美两家，“狐狸”是比喻某些小国。其主要含意是，要将东欧与苏联区分开来，可既往不咎，集中力量批判打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应该指出，尽管当时中国外交上也受到“左”的干扰，但总体上依然奉行独立自主方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尤其强调不干涉内政，反对“老子党”控制，谴责苏联出兵占领“兄弟”国家。这对继续维系中国与东欧的传统友好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为80年代初修正对东欧国家的政策，重新承认对方为社会主义国家铺垫了基础。

三、新世纪大国关系的深刻启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崩塌，国际局势及国际体系发生了大动荡、大变革、大调整。

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苏关系、苏美关系、中美关系以及中欧关系都不同程度地刻有冷战时代的烙印，其实质是联合一方、反对另一方，不利于地区及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这也是冷战时期大国关系的一个难忘教训，东西方为此都付出了沉重代价。

21世纪与20世纪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冷战后，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复杂变化和调整。9.11事件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期间，各方都认为应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联合应对全球性的严峻挑战。

“和则两利，斗则倶伤”。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的国际大潮中，世界越变越小，各国间相互联系加強，相互摩擦增多，相互利益交融和彼此依存也达到空前程度。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国家，实际上都处于一个世界利益共同体中。虽然冷战思维仍不时顽固地表现自己，但超越意识形态异同，协力团结互助，携手共度难关，实现合作共赢，已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在新形势下，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共同点增多，相互利益融合进一步加深，双方战略合作空间和互利伙伴关系发展前景广阔。

总之，从中苏美相互关系的恶性互动，到各主要大国关系的积极调整和良性互动，直至最终建立和而不同、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民主和谐世界，这既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诉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形势下，中欧双方的外交官、学者智库，尤其是冷战时代幸存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应加强坦诚交流，不仅力求还原过去的本来面目，更应以史为鉴，共同深入研究总结这段曲折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新时期中国与欧洲国家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包容有序的新型国际体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